古蜀国与埃及有什么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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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古蜀人是古埃及人”这种论断真不算奇葩。最奇葩的是说法是——“三星堆是外星人留下的文明”这类高论。

将三星堆文明和古埃及拉上关系的主要“证据”就是一柄金杖。这柄金杖长143cm。直径2.3cm。外面是一层刻有花纹的黄金。共重0.463kg；金皮内是已经碳化的木屑。也就是说这柄金杖其实就是包金木杖。即用一张金皮包卷在木杖上的。而金皮上刻有蚕丛、鱼凫的徽记。又因为三星堆内出土的全是祭祀器物。没有日常生活用品。所以这柄包金木杖被认为是一柄“权杖”。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包金木杖。

黄金部分的细节。

顺便说一句。同在三星堆祭祀坑内出土的象牙等文物也是被火烧、砍砸后放入祭祀坑的。联想到从陶寺文明时期便有的破家潴泽的传统。让人不禁怀疑三星堆所属的文化在当时是不是发生了政治斗争、神权崩坏或其他什么事。导致这样的故意损坏事件。

但是当时中原地区正值三代之际。权力的象征是鼎；而西亚和埃及的君王则常常以权杖来象征自己的权力。由此。一些想象力非常非常丰富的历史爱好者通过这一点与古埃及做出联想。并由此得出了古蜀人是古埃及人的结论。 同时三星堆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其水平之高不仅不逊色于同时期的商周。甚至在焊接技术上还远远胜过中原王朝。所以“三星堆就是夏朝”、“三星堆是古埃及文明的一种”、“三星堆是外星文明”的猜想就更加言之凿凿了。

但是。只是某一方面。尤其是消费性的青铜器制造技术上的优越。丝毫不能证明一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整体上领先于中原。比如现在中国的网络电子支付的发达程度远远胜过大多数西方国家。但是我们显然不能就此得出论断：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比同时期大多数西方国家要优越。”

而且。古典文献上对古蜀文明成都的评价比较一般：

“之先称王者。有蚕丛、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皆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杨雄《蜀王本纪》)

而且古蜀国因为地理环境的原因。造成了虽然经济、军事实力不逊色于诸夏。但文化却相对滞后。比如《华阳国志》记载：

“开明立。号曰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曾经出秦岭攻打秦国)。生保子帝。帝攻青衣。雄张獠僰。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每王薨……未有谥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也。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

确实。根据考古证实。到目前为止。三星堆还没有发现确凿证据可以证明当时古蜀人使用过成熟的文字系统。而同时期的以商、周为共主的诸夏文明已经有了成熟的文字。当然。同时期古埃及也有成熟的圣书字。

至于一些认为三星堆的巨型人面和闪米特人、雅利安人、苏美尔人都有相似之处。所以很有可能是西亚北非的古人经过波斯高原、印度北部、缅甸北部。从云南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的。因为这条路线食物和水都比中亚路线丰富的多……这类的观点。我想说的是：先不说“自古以来”丝绸之路的旅途都是最安全最繁荣贸易路线。就是三星堆的青铜人面也完全没有同时期埃及雕塑艺术的特点：比例准确。人物面目清秀。而这两个主要特征恰恰在三星堆上找不到。 此外大胡子、深眼窝的西亚传统在三星堆这里也完全相反。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面和图坦卡蒙大帝的人面金棺。即使外行也看得出来二者之间工艺水平的差距之大。

历史学家李学勤就三星堆文明提出这样的观点：

“三星堆是有着相对独立起源和发展脉络。并且高度发展的区域性文明。应该放在更大的文化范围内来看。对照古埃及年表。以两个祭祀坑为代表的繁盛时期的三星堆文明与新王朝时期的古埃及文明及古希腊的迈锡尼文明几乎同时出现。三星堆的发现应当与尼尼微、特洛伊的发现媲美。”

根据三星堆出土的海贝、金杖、青铜人物造型等众多独具特色的文物。不排除古蜀的先民在三、四千年前就与周边地区甚至更远的地方进行着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但这只能说明我们对于古代人类的进取精神实在是不够了解。而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古蜀国作为历史上的曾经盛极一时的文明。则有明显独立和原创性特色。即不属于诸夏、也不属于古埃及。

其他观点：

目前学界公认观点是没有关系。

“很多文物与埃及文明神似”这个表述其实比较含糊。怎么叫“神似”？

图坦卡蒙黄金面具

三星堆青铜面具

埃及法老权杖

三星堆金杖

大致找了两组类型相同的文物对比。可以看到无论材质、上色、风格都有较大差距。所以我不知道神似从何而来。

关于古蜀文明的具体情况。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出现文字（文物上流传下来的古蜀图语至今未被破解。而且大多数学者认为古蜀图语仅仅是宗教符号。不具备传达具体意义的作用）。所有有关记载都是华夏族后来根据当时的民间传说记载的。所以关于古蜀文明的研究。一直存在比较大的争议与疑问。不过现在学界比较公认的古蜀源流。是从马家窑文明的羌人演变而来。

约5000多年前。因为气候演变。古蜀先祖从马家窑迁徙到汶山一代地区。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形成了古蜀文明的雏形。即古籍中记载的蜀山氏、蚕丛一代。一些史籍上对此多有记载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

——《史记·五帝本记》

蜀山氏,其始祖蚕丛,纵目,王瞿上。

——《路史前纪》

后来随着气候进一步变化。汶山地区变得越发干旱。旱地作物的农业生产模式已经无法支撑古蜀先民生存发展。反而原本沼泽遍布难以居住的成都平原开始变得干爽宜人。于是古蜀先民开始向南迁徙。从灌县（都江堰）一代进入成都平原。这中间按照史书记载。经历了柏灌（或者又被称为柏濩）、鱼凫、杜宇几代王朝。最终在战国时期被中原华夏文明同化。最终消失。

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

——《蜀王本纪》

鱼凫田于湔山。得仙。

——《蜀王本纪》

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墮。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

——《蜀王本纪》

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

——《蜀王本纪》

而三星堆文明遗址。基本是从鱼凫过度到杜宇时期。代表古蜀文明全盛时代的时期。虽然根据史料记载。推测出当时古蜀与东南亚与南亚文明有过接触（据记载古蜀人通过南丝绸之路。即蜀-身（yuan）毒道。与南方、西方诸国进行接触。因此早在丝绸之路尚未开辟之时。张骞却在出使西域。在西域的大夏国发现了来自蜀地的蜀布与邛杖）。但是能够查到最远的记载是到达印度以及中亚地区。无论如何也与远在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扯不上关系。

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何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

——《史记·西南夷列传》

所以说古蜀与埃及有关的说法。至少目前没有任何可以立足的证据。而一些甚嚣尘上关于古蜀人其实是外星人移民的说法。更是荒唐的无稽之谈。

其他观点：

以下是摘抄的。我对这个也挺有兴趣。但组织不了如此精彩的文字。希望对你有帮助

1。谈天在稍后的成都市区发掘的金沙遗址里玉琮的发现说明长江下游地区与长江上游的三星堆人发生过联系。不知道大家是否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传播的距离假如向东是成立的话。向其他方面的传播也是成立的。四川盆地距离印度河的距离与长江下游的距离基本上是等距的。人类在整个旧大陆一直是相通的。那些商人以及宏大帝国的政治家们将他们的触觉伸展到每一个势力可及的范围。我坚信这一点。深入翻阅大量资料。在埃及文明中找到了更多与三星堆的对应信息。如著名的“5辐轮”。以往大家都认为可能是“太阳崇拜”。我也有类似看法。现在看应该修正这一看法。图片 D7-8 在埃及象形文字中有个表示星辰的文字：图片D7-8-1。古埃及人认为。人死后还有死后的阴间生活与来生。所以他们的墓室里画满了星星。“星”（图片D7-8-1）这个词汇有5条放射线。表达了人们升天的愿望。星辰都生活在阴间。人类死后也去往阴间。图片 D7-8-4 古埃及人的宇宙空间天、星辰、阴间。三者是个统一体。与之关联的“阴间”就是一个星辰外加一个圆环。它的名字叫Duat。其神灵的名称为Ba或Sba。后来。所有的“五角星”甚至“五边形”符号都因此被称呼为duat。图片 D7-8-2 D7-8-3 古埃及人视死如生。与中国古代人一样。他们非常重视阴间的生活。所以这个三星堆“5辐轮”符号应该是保佑人们上天堂顺利生活的一个祭祀物品。而非“太阳”。或许我们该叫它“冥符”或“天堂符”。

组图 D7-9-1 古埃及的“擎天柱”或“奥里西斯的脊椎骨” D7-9-0 手拿擎天柱的法老 D7-9-3 这个中国商代晚期的玉雕或许正是另外一个“平安符” 组图 D7-9-4 “玉戚”的存在形式也很多。某些外型看起来根本不象是同一种东西。不过它们确实有许多共性璋是主要礼“南方”的一种器物。而且一般认为祭拜“山”更多一些。这个物品似乎并非常见于良渚这个善玉的地区。而是多出现于晚商、西周同期的长江流域。这或许是一种新的天文或宇宙观念的流入。据说夏更盛行。假如是这样的话。夏与三星堆之间的关联是一考虑的要点。我认为璋器很可能与“戚”存在某种关联。璋所礼的“山”不就是顶天之物嘛。

D7-9-5 上海博物馆中的两个玉戚假如中国的“玉戚”这种东西是古埃及神话里的“擎天柱”的演变。这一演变的过程会很长。所以在时间与地理的两端几乎看不到它们的共同起源。并且它们确实最后可能会演变为两种有些分别的东西。正如古埃及“擎天柱”的象形文字与图画里的形状并不一。而中国地区的“戚”是对象形文字的模仿。“璋”类则是对埃及“擎天柱”的直接继承。很可能正是如此。红山文化中有许多“丫型器”。人们对其功用莫名其妙。但肯定也是祭祀物品。我推想最大的可能就是古埃及文明中的“擎天柱”。对照一下。几乎一模一样。

D7-9-6 红山文化中的“丫型器” 组图 D7-9-7 璋器这种东西在良渚时期却并不多见。这很奇怪。可是红山文化里却早有丫型器。商周时期又突然出现。它的基本特征为细长而一端有三五横纹。为区别于匕首锋端故意缺损一个开口——这似乎正是为了做“擎天柱”的支撑方便。偶尔缺口处故意设计一只小鸟。 D7-9-8 看来璋在中国确实也演化为护身符。这些三星堆的微型玉璋就是护身符无疑 D7-9-9 古埃及的“擎天柱”护身符玉琮是否为另外一种形式的“擎天柱”呢？尤其是后期的玉琮高大而多横纹。某些古埃及的“擎天柱”事实上就是通体有横纹的造型。而且即便在古埃及本土“擎天柱”的造型也变化无穷。考虑到玉琮的变化是从低矮的到晚期瘦长的。而且逐渐出现了比较统一的兽面纹。我认为玉琮是一种波斯湾文明与红海文明在东海的融合。但“擎天柱”一定是其中一方面内涵。别忘记“擎天柱”的另外一个名称为“奥里西斯的脊椎骨”。玉琮所取正是这个更为具体的概念。考虑到人面兽明显的日月和造物主概念。整体的玉琮体现的正是一个混合的当时具有中国特色的宇宙模型或宇宙观。

三星堆人的败落可以看作是玉琮所代表的后起的东部土著人的胜利。也是相对的南方人的胜利。三星堆人尽管有明显的古埃及文明痕迹。但很可能在政治势力方面他们属于西北人。并且对于那些已经在此地发展了几千年的玉文化发展者他们确实属于“外来者”。 D7-9-70 这是四川金沙出土的四节玉琮。

五.其他对一些三星堆器物的用途或名称我现在也有一些的自己的看法。可能与传统专家的看法不同。

古埃及的许多神灵以羊为化身。所以羊也很尊贵。在古埃及神话中“奥里西斯”神就是一头羊的造型。不仅三星堆那个“青铜龙柱”实际上是“羊柱”。其中的一个“龙虎尊”实际上可能就是“羊尊”。图片 D8-1 古埃及神灵造型 D8-1-1 古埃及神道从后来中国的情况看。长江流域也一直接受了大量的埃及文明。比如汉前后在长江流域出现的一种大肚子怪物。明显是“生育神”。实际上它就来源于古埃及的“河马生育神”。我推测截止汉代长江流域接受了大量含有古埃及元素的文明。比如这个至今在湘西苗族地区出现的生育神。实际上就是古埃及著名的河马生育神。

图片D8-2 中国湖南土家族地区的一种可能表达生育的神组图D8-3 古埃及生育神马王堆的出土文物比较明显有古埃及文明的痕迹。这在以往已经论述过。这里再次论述T型画最上端正中的“太阳与蛇”和“太阳与乌”的造型。在古埃及文明体系里都能找到他们的同源踪迹。图片D8-3 湖南长沙马王堆T型帛画组图D8-3-1 古埃及的“太阳与鸟”和“太阳与蛇” （切 D7-9-1-Raising the Djed 右侧）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一个春秋时期出土的物品。。有人将其命名为“鹿角鹤”。其实那根本不上“鹿角”。那个标准的大圆就是一轮“太阳”或“月亮”。而那些看似“鹿角”的处理不过是太阳或月亮的“光芒”而已。这尊精美的青铜造型是埃及最大的主神“透特神”的典型造型：鹤与太阳。“透特神”是月神。代表人类的知识与智慧。在某些时候。他是神灵中的第一位。当然这个造型也有可能是因袭古埃及“鹰与太阳”组合的太阳神“拉”的变体。

据说中国的杆秤是东汉时期的发明。杆秤使用了复杂的杠杆原理。并且上面的刻度首先使用的是天文原理。比如“七星”、“三星”什么的。也有象征福禄寿的刻度方法。我认为杆秤发明由于需要更多的“科学”思维。所以更不可能是在史前文明相对落后的中国发明。大约一星期前我恰好看到一幅国外的古代壁画中就有杆秤的原形。那张图片似乎同样来自古埃及。我当时正在查找古埃及其他方面的资料。不是特别在意这个话题。只是先存盘了准备以后核对。不幸的是。我今天整理那些多达几百幅的图片时并没有看到这幅图片。看到图库中有几幅可能技术原因没有下载成功。故而关于杆秤的话题暂时存疑。更为精细的杆秤被称呼为“戥秤”。想必也与天文有着什么渊源吧。但可以肯定是中国人的发明。在公元1004～1007年之间。第一枚戥秤诞生。这个戥秤的戥杆重一钱(3.125克)。长一尺二寸(400毫米)。戥铊重六分(1.875克)。第一纽(初毫)。起量五分(1.5625克)。末量(最大称量)一钱半(4.69克);第二纽(中毫)。末量一钱(3.125克);第三纽(末毫)。末量五分(1.5625克)。其分度值(测量精度)为一厘。相当于今天的31.25毫克。

六.金沙与三星崇拜一般人认为成都市区的金沙文明直接继承了三星堆文明。这里距离三星堆遗址只有100多公里。我也认为他们有继承关系。

金沙中那个著名的凤凰图在古埃及文明中可以称呼为Bennu。它确实就是凤凰鸟。它是太阳“拉（Ra）”的一个方面。它不仅演变为许多变身或不同的符号。而且还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名称。后来也叫Amun Ra。Atum-Ra等。在3000多年改前叫Aten。那个凤凰鸟圆盘与太阳有关。比较具体的意思为“时光之轮”。但是在古埃及“太阳神”还有许多化身。其中一个形象是人脸鹰身头上顶一轮太阳。实际上就是三星堆那棵太阳树上的鹰人样子.

图片 D8-5 金沙文明的核心是太阳崇拜。是天体崇拜。是星辰崇拜。这很明显。金沙文明与古埃及文明依然有密切的关联。难道没有人觉得“金沙”与“吉萨（Giza）”之间发音上的接近吗？现在人们对古埃及那群最大的三塔已有有许多成熟的结论。多数人认为。那组金字塔就是对于“银河”与“猎户星座”在地球上的天文地图复制。而且那三颗星是对猎户星座腰带上的三颗星的具体复制。在地上对应天上“银河”的自然就是“尼罗河”。

图片 D8-5-1 埃及金字塔组图D8-5-2猎户星座以及和银河的对应关系 “三星堆”的另外一个含义实际上很可能就是“金沙”。我是说。只是一个是地域名。另外一个是该地域内的标志性建筑而已。就如“长城”之与“中国”一样的对应。埃及的“吉萨”地区以代表三颗星辰的三个金字塔而著名。所以“吉萨”也就等同“三塔”、“三星”。“三星堆”不过是“翻译”的不同而已。而“吉萨”就是“金沙”在中国的不同译音。无论是“三星堆”还是“金沙”都曾经与河流相伴。这都与吉萨和尼罗河的状况一样。根据金字塔对猎户星座的天文对应关系。人们判断那些智慧的设计师特别故意复原了10,500年前的猎户星座与银河以及地球上的尼罗河与金字塔的对应关系。其中牵涉到黄道周期（26000年）以及子午线贯穿猎户星座与三座金字塔的对应数据。从金字塔的秘密大家推测。古埃及在1万年之间就有比较发达的天文知识。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古埃及人的天文知识在随后却一直踏步不前。所以在后期他们的天文历法并不算先进。止于天狼星的崇拜。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金字塔并非为简单的法老坟墓。而是包含深意的“天文地图”指示标。

那么三星堆或者金沙人也一定同样有丰富的天文学知识。孟菲斯这个古埃及的首都以及吉萨金字塔所在地。都处在北纬30º上。中国四川的成都。即金沙遗址。恰好就在同一个纬度的30ºC上。三星堆所在的广汉也在很接近的31ºC。在这同一个纬度之上的还有巴基斯坦境内印度河畔的哈拉巴文明。到中国境内还有拉萨城。以及犹太人比较喜欢的杭州城等——这里有著名的良渚文明。难道这些都是偶然的吗？这些城市的文明建立者是从同一个纬度出来的人们吗？为什么如此。因为他们习惯于在这个纬度上生活、生产。另外或许他们早已知道地球是圆的以至于只要在同一纬度继续前进就可以回到老家去？尤其是埃及的吉萨与中国的金沙（包括三星堆）共处这个纬度附近。不能不让人慎重考虑其同源关系。仅只是同名、同纬度还不至于让人起疑的话。那么具有共同的神灵崇拜系统。这就不能以巧合论了。中国其实有许多以“三星”命名的村落。而且尤其以南方为盛。这表明了一种共同的“三星”崇拜文化的扩散。我从地图上查了几个。还不知道它们的名字来于何方。当然它们现在并非都处于北纬30º前后这也是个事实。假如三星堆人流散出去后异地命名自然也不必在同一纬度了吧。

四川大学的刘斌夫先生说：关于三星堆。实则就是三星台：时台、灵台(舞雩台)和囿台。广汉三星堆掩藏之后。在巴蜀各地都相继出现三星台。“三台”、“三星”为地名的上百处。崇州怀远古镇至今还存留着鲜为人知完整的三星台。川北有三台县。雅安沙坪乡有三台村。青川沙洲镇有“三堆”。达县“三星”村旁有土包寨。忠县、丰都有多处“三星”、“三丘”小地名……。广安观塘乡南的两公里就有三台村名。周围遍布民星、河星、月星、红星、九星、天星、金星、明星、三星、光星、旭星、群星、新星、四星、五星、七星等众多自然村名 (《中华文化研究通讯》2004年第1期)。在同一篇文章里该作者继续说：“酉阳阳戏”以酒祭太阳神……。先民有迁居新地时把祖地圣物、地名带走。甚至把祖先骸骨也掘出带到新居地掩埋之传统：“罗江”地名。在今德阳市有古属绵州治辖的罗江县。达州通川区也有罗江镇。湖广、苏浙、闽东都有罗江镇地名。可见广汉三星堆文化的辐射之广远。从这些只言片语中都可以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比如“罗江”或“汨罗江”应该就是古埃及的“尼罗”河。不过。刘斌夫先生认为三星堆文明是从山东而来。

七.长江流域和埃及文明三星堆出土文物里有几样物品显示了它们直接与外部世界发生了联系.

除了蜀锦出现在3000多年前的古埃及外。比如出土的某些海贝仅产于红海附近的印度洋。那只青铜鸡公的出现明确了印度文明的痕迹。鸡是印度的原产。刚进入中国时期它们神圣而罕见。人们竟然为鸡塑型进行崇拜。对于这批人进入中国境内的时间。我觉得还是在大约3500年前这段时间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文化上的走型还并不严重。假如非要给个他们进入中国一个最高时间上限的话。我认为不会超过4600年前。因为埃及那组最大的金字塔出现的时间就在这个时期。中国的“三星堆”假如是对它们的模仿理应在其之后。由于西方早有青铜而在大约3500年前才大规模进入长江流域来判断。它们也不应该很早就到达中国。但我认为三星堆也接受了一些本土文化。比如玉器的制造甚至有杭州湾的良渚玉琮样品。这个现象也说明了三星堆人是很擅长水上交通工具的人群。否则在如此遥远的距离内如何交流。看看三星堆前后时期的古埃及政治形势：大约3550年前的古埃及“新王国时期”（18~20朝）。埃及帝国成立。托特米斯三世征服全国以后同近东各国建立了广泛联系。并迫使外国纳贡。可能还有目的地对远方进行过全球探察或商业活动。此时大量财富涌进埃及。其后是著名的“埃赫那吞”统治。然后是图特卡蒙的统治。第十九朝是埃及政治上的极盛时期。拉美西斯二世（后称拉美西斯大帝）在位66年期间（公元前1279始）。埃及富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期间建设了无数的宏伟宫殿。它们分布在布阿布辛博、卡尔纳克、卢克索、阿比朵斯和孟斐斯地区。这个时期是专制统治时期。并且是埃及王国统一的一个时期。其影响力远达东亚是可以理解的。根据考古看“三星堆”很可能就是这个期间出现在东亚的。并且很精确地说。就是拉美西斯家族统治期间发生的事情。他们与北部商朝的联系或独立都在这个背景之下得以成立。当然。这些人也有可能是从埃及出走的以色列人的一支。比如传说中的摩西出埃及的移民浪潮也在这个时期。目前的证据不足以做出更为具体的判断。在这个背景下做对比。我更愿意认为商朝可能有特殊的北方文明色彩。他们与三星堆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分别。

图片 D8-7 拉美西斯的女儿看起来象是一位精致的中国女孩考古测定的三星堆时期青铜人主要产生的时间为3250年前。从四川本地考古情况看。比如大约5000年前的营盘山属于典型的彩陶文化。而三星堆几乎没有彩陶的痕迹。可以说它们之间没有文明的承接关系。不过可以肯定彩陶文化依然是从西北方南下的一支。从墓葬方式看也截然不同。三星堆的为长方型墓（如祭祀坑）。而营盘山的则为不规则的圆形。就已经发现的人面来看。彩陶人面目比较接近蒙古人种。而三星堆人高鼻大目。一个粗略的推测是：三星堆人击退了早已存在于四川盆地的彩陶人。或者他们最终融合了。但是三星堆人延续的时间似乎并不长。估计几百年。甚至是2百年左右。在晚商以及西周早期。三星堆文明即被推翻。取代他们的是长江下游的良渚人或者混合了龙山文化（商文化）的一个群体。他们在中国已经发展了上千年。所以就以更长的政治实力击败了三星堆人。这个推测可以从稍晚的“金沙”遗址得到验证。金沙遗址中的青铜器文明受到了抑制。玉文化长驱直入呈压倒性优势。中国东海与黄河沿岸的文化对三星堆的影响。比如灰陶和三足鬲的大量出现等。尤其是玉璧和玉琮的出现。说明了三星堆人对良渚文化的吸纳相当深。他们可能部分认同了良渚的宇宙观。但同时在早期也坚持了自己旧的体系。如青铜神人的制作序列严谨。金沙-三星堆人最终处于劣势的另外一个证据是。在遗址中发现了类似于三星堆头像的两个高鼻深目的石人被反手捆缚跪地。说明了这个人群被征服状态。另外。尽管金沙也有几个青铜的神人像。但那只是对于前面神灵的尊敬。规模上已经小得多了。

图片 D8-8 金沙中的“俘虏” 对照古埃及的历史。与金沙同期的埃及帝国已经崩溃。正处在漫长的衰落时期。公元前1090开始埃及进入混乱不堪的时代。他们在全球的商屯肯定会受到冲击。远方殖民点的兴衰与其母国命运联系在一起。很可能寡不敌众。一个高级文明最终被当地土著彻底击垮。但是他们的文明足迹以及文明技术（如青铜铸造）却留在了世界各。我认为三星堆文明只所以败落应该与类似的中东政治格局的转变有密切的关系。不管这些人的母国是哪里。这个时期的中东都是动荡不安的。重新检视三星堆文明让我再一次认识到古埃及文明与东亚之间的特殊联系。这个方面的探索深入意义重大。对我而言如同一个战役的初步合围。许多事情越来越清楚。尽管窗外还是黑夜。但我的心里却已经亮起来了。 2006-5-24初写于王府井 2006-12-19补充于王府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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