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八年后,为何会说出"此贼竟无能平之理"的灰心话？ - 头条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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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家乡办团练肃清土匪有功。清廷便迭次下令命曾国藩率领团练与太平军作战。

本来是辅助正规军。纯粹用以维持本地社会秩序的湖南团练。怀着保卫中华文化的远大目标。离开本土。走上前线。离开湖南省境作战的湖南团练。全军上上下下都是湖南人。所以被称为“湘军”。从此。太平军便开始与一支有训练、有理想、有巨大凝聚力的军队作战。

湘军与其他军队不同：

第一。湘军中无论将帅、士卒、夫役。都是湖南人（只有极少人是例外）。作战时期伤亡后的递补者。也全是湖南人。当时有很多这样的情形。哥哥在前线阵亡。其名额由弟弟递补。再阵亡。其另一弟又继之。有的则一家兄弟都在军中。曾国藩有弟四人。除大弟一人在家乡料理家务外。其他三个弟弟俱从征在外。

第二。湘军中士兵与官佐之间。官佐与官佐之间。士兵与士兵之间的关系与众不同。曾国藩云：

臣等一军。勇逾万余。兵仅数百。其管带之员。文职多择取士绅。武职多拔取末弁。有夙昔之恩谊。无军营之气习。不特臣国藩、臣塔齐布二人亲如昆弟。合如胶漆。即在事人员。亦且文与武和。水与陆和。兵与勇和。将与卒和。粮台官绅与行间偏裨。均无不和。全军二万人。几如家人骨肉之联为一体。而无纤芥嫌隙之生于其间。

这种情形。与当时正规军的“訾窳骄惰。闻征调则惊号。比至前敌。秦、越、楚、燕之士。杂糅并进；胜则相妒。败不相救；号令歧出。各分畛域”的情形相比。迥然有别。盖湘军军营之编制。亦多按地域划分。同队者多有戚谊关系。或彼此世代为邻、守望相助。今同上战场。出生入死。自然其亲有如“家人骨肉”。这种军队团结坚巩。不易溃散。

第三。湘军是以曾国藩个人为中心所组成的军队。部将均由他亲自选拔而出。如罗泽南、杨载福、彭玉麟、李续宾、李续宜等人。原来都是默默无闻之辈。经他赏识而膺重要军职。这些人对曾国藩的道德文章和胸襟气度都万分倾倒。所以他们也只忠于曾国藩一人。湘军中将官的赏罚黜陟之权。实际上操于主将曾国藩手中。因此他们与朝廷的关系很浅。甚至可以说毫无干系。

当清朝腐败透顶的军队与新兴的太平军对阵时。前者自然只有望风披靡的份。将湘军与太平军相较。二者都是有训练、有理想、有巨大凝聚力而复忠于个人的地方性军队。仅仅是它们的目标、内容与领导人的性质迥然有别而已。两军相战。自是棋逢对手。

湘军的成功经过了一段极艰辛苦斗的历程。在十一年的殊死战斗中（咸丰四年到同治三年。1854—1864）。曾国藩因兵败自杀过两次。预自杀者一次。到同治元年（1862）时。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上尚说：“细观天时。默察人事。此贼竟无能平之理。但求全局不速决裂。而余能速死。而不为万世所诟骂则幸矣！”

同年他在写给友人朱尧阶的信上说：“逆回炽于秦中（陕甘回乱）。有苗叛于淮上（捻军苗沛霖）；观其气象。均非仓卒所能戡定。即发逆老巢（南京）或能幸免。亦将变为流寇。贻祸南服。”

曾国藩如此悲观。自有原因：

一、清自入关以来。封疆大吏与统兵大员绝少用汉人充任。太平军初兴时。奉命督办广西军事的钦差大臣李星沅并无实权。实际统兵的向荣与乌兰泰（满人）便互相龃龉。李星沅形同傀儡。他报告朝廷“事权不一”。希望皇帝给予实权。结果大受申斥。清廷对汉人的猜疑由此可见一斑。据说湘军的捷报送到北京时。咸丰皇帝大喜。军机大臣祁寯藻进言道：“曾国藩以一匹夫在乡。振臂一呼。从者万人。非国家之福。”咸丰皇帝遂为之变色。这一传说是否属实。姑不必论。不过事实上在咸丰十一年（1861）以前。曾国藩并未有管辖地方之权。所用关防亦系木制。地方官吏因他不是直属长官。更不与之积极合作。清廷对他如此猜疑。当然影响其军事行动。

二、清代皇帝总揽军事指挥大权（由军机处负责）。随时不顾前方军事实情。任意调度军队。决不让曾国藩有统筹全局和指挥军事的全权。所以曾国藩曾对湖南巡抚骆秉章发牢骚道：“京师之人。以耳为目。动辄保奏特出办军事。此事诚不知如何了局也！”他既要针对军情调度军队。又得委婉曲折应付“以耳为目”的清廷。其处境之尴尬。自可想见。

三、兵勇之间自始即极不相容。在湖南时。连曾国藩亦几为绿营兵所害。此后绿营常与湘军并肩作战。嫉功忌能。常有冲突。曾国藩写信给朋友诉苦称：“曩者己酉新宁李沅发之变。乡勇一跃登城。将攻破矣。诸兵以鸟枪射击。勇坠死。遂不能入。近者兵丁杀害壮勇之案。尤层见叠出。”

这样在战场上自相残杀。焉得不令人气馁。

四、湘军的饷糈并无确定的来源。最主要的是靠“捐输”。所谓捐输。实际上是强迫殷富之家在交粮纳税之外。再额外缴纳军费。军费的筹措竟用这种漫无标准的办法。所以军中常因饷款不济而发生欠饷的事。而这自然会影响军心。同时办理粮台的人良莠不齐。“劝募”之时未能公平。惹起一般人的反感。王闿运的《湘军志》对这种情形的记载很多。如：“令故总督陶澍家倡输万金。以率先乡人。澍子恳于巡抚。籍其田产文卷送藩司。官士大哗。遂以得免。”

用“令”而行的捐输。简直就是勒索。这对湘军的声誉自有不良的影响。常有害于民心的争取。

五、最重要的是兵、勇的纪律都太坏。《湘军志》形容绿营：“民间徒知其（兵）扰累。莫肯怜其送死。故征役者益怨恨。雠掠于寇所不至之地。而愚民避官迎贼之义起矣。”

其实勇也是一丘之貉。曾国藩非常清楚这一点。他说：

民间倡为谣言。反谓兵勇不如贼匪之安静。国藩痛恨斯言。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自四月以后。间令塔将传唤营官。一同操演。亦不过令弁委前来听我教语。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练者其名。训者其实。听者甚逸。讲者甚劳。……国藩之为此。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转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

这些话由曾国藩亲口道出。便可见太平军的军纪实胜一筹。“愚民避官迎贼”被证明是屡见不鲜的事实。曾国藩并不能用言语感动他们。“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仍然是“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入丑声名”（曾国藩作“爱民歌”中的两句）。岂止此也。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藩还要惧其“民心之未去。党羽之尚坚”呢！

其他观点：

1861年3月。曾国藩有理由说出这样的话。

曾经信心满满

天京事变、石达开出走。太平天国连续内讧。元气大伤。

趁此机会。曾国藩攻破九江。直逼天京门户安庆！下游。江南、江北大营也步步为营。连续挫败太平军。

此时的曾国藩信心满满。他认为太平天国已经蹦跶不了几天了。预计：大约1858年6、7月间就可以攻破天京！

但是…

不仅如此。太平军大军迅速西进。把曾老爷子吓得不清！

牛皮已经吹出去。随时可能沦为笑话！

此时的曾国藩。面临着沦为笑柄的危险。

在太平军攻苏浙期间。朝廷多次下旨意。要求他解安庆之围。增援江苏战场。

咸丰从苦口婆心地商量。到严旨要求。多次要求曾国藩救援江苏。而且。咸丰还明确地指出：即使攻取安庆。苏常有失。也得不偿失！

曾国藩顶住压力。抛出著名的“上游理论”：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方能成功！

算了。后悔也来不及了。曾国藩。听你的吧！

曾国藩。扛住了。你就是高屋建瓴。扛不住。你就是书生笑话了！

半年内两次写遗书。后悔带兵

1860年。湘军开始攻打安庆。曾国荃率军围攻安庆。曾国藩亲自坐镇祁门。协调全局。

1860年11月。太平军开始第二次西征后。曾国藩迅速陷入到了巨大的危机中。

自十一月来。奇险万伏。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五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曾国藩。

李秀成、杨辅清、李世贤。先后三次进逼祁门大营！

在1860年12月。和1861年4月。短短5个月间。曾老爷子两次陷入绝境中。写下了遗书！

所幸。太平军协调不一。左宗棠强势崛起。曾国藩躲过了这些劫难。

但是。曾国藩有理由相信。一旦太平军统一指挥、协调作战。他老曾是扛不住的！

在这段时间。曾国藩的信中。说自己是勉强支撑。“只求速死”！

而且。曾国藩此时还不断告诫子孙：以后不要带兵。太凶险了！而且：容易成为笑话！

意外！

曾国藩有理由相信太平军会解决统一指挥的问题。因为。仅仅半年多前。太平军各部就协同作战。漂亮地攻破了江南、江北大营。

李秀成在附近晃荡了一下。就急急忙忙地走了。招了一堆兵。收了汪海洋等从石达开那边回来的部队。回苏州去了。

陈玉成。尽管战功卓著。此时却与洪仁玕、李世贤等人闹翻了。不便指挥！

洪仁玕。调度没人听。自己督军。被打了个精光。

曾国藩攻太平军。经常处于生死边缘。分分钟可能变成笑话。他本人。也曾经多次表达过绝望的心理。可是。他每次勉强支撑。都能熬过来！

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坚持了才有希望！

与君共勉！

其他观点：

曾国藩与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被并称为“晚清十大中兴名臣”。他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国藩一生的成就。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是分不开的。但是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他曾经几度绝望。甚至说出过“此贼竟无能平之理”的丧气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曾国藩在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生、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湘勇。并征用了当时还是都司的塔其布。曾国藩对湘勇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在衡州练兵时。事事亲力亲为。并派人赴广东购买西洋火炮。筹建水师。曾国藩花费大量心血。对湘军精心操练之后。咸丰四年。曾国藩自信满满的带领湘军货巢出动。并发布所谓的《讨粤匪檄》。动员广大的知识分子共同对付太平军。可是曾国藩没有料到。他依为干城的湘军并没有取得耀眼的战绩。先是在岳州战事失利。然后在靖港水战中又被太平军石祥贞击败。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曾国藩羞愤之下投水自杀。被幕僚所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