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潜规则有那些(《官场潜规则》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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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史》上记载了皇帝和监察官员之间的一个你攻我守的故事。

朱由检（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

　　崇祯元年（1628年）。朱由检刚刚当皇帝。当时他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朱由检经常召见群臣讨论国事。发出了“文官不爱钱”的号召。“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这是宋朝传下来的一句名言。国民党垮台前也被提起过。据说。如此就可以保证天下太平。

韩一良(1580一一1630)。字象儒。号有怀。西观村（今陕西省澄城县寺前镇西观村）人

　　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对这种号召颇不以为然。就给皇上写了份上疏。问道：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人们常说。县太爷是行贿的首领。给事中是纳贿的大王。现在人们都责备郡守县令们不廉洁。但这些地方官又怎么能够廉洁？有数的那点薪水。上司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上京朝觐的费用。总要数千两银子。这银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里冒出来。想要郡守县令们廉洁。办得到么？我这两个月。辞却了别人送我的书帕五百两银子。我交往少尚且如此。其余的可以推想了。伏请陛下严加惩处。逮捕处治那些做得过分的家伙。

　　户科给事中是个很小的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股级或副科级。但是位置很显要。类似总统办公室里专门盯着财政部挑毛病的秘书。下边很有一些巴结的人。韩一良所说的“书帕”。大概类似现在中央机关的人出差回京。写了考察纪行之类的东西自费出版。下边的人巴结的印刷费。那500两银子。按照如今国际市场上贵金属的常规价格。大概相当于43000多元人民币。如果按银子在当时对粮食的购买力估算。大概有现在的20万元人民币。那时的正县级干部。每月工资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000多块钱人民币。4万或20万都要算惊人的大数目。

　　崇祯读了韩一良的上疏。大喜。立刻召见群臣。让韩一良当众念他写的这篇东西。读罢。崇祯拿着韩一良的上疏给阁臣们看。说：“一良忠诚鲠直。可以当佥都御史”。佥都御使大致相当于监察部的部长助理。低于副部级。高于正司局级。韩一良有望一步登天。

　　这时。吏部尚书（类似中组部部长）王永光请求皇帝。让韩一良点出具体人来。究竟谁做得过分。谁送他银子。韩一良哼哼卿卿的。显出一副不愿意告发别人的样子。于是崇祯让他密奏。等了五天。韩一良谁也没有告发。只举了两件旧事为例。话里话外还刺了王永光几句。

　　崇祯再次把韩一良、王永光和一些廷臣召来。年轻的皇上手持韩一良的上疏来回念。声音朗朗。念到“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这两句。不禁掩卷而叹。崇祯又追问韩一良：五百两银子是谁送你的？韩一良固守防线。就是不肯点名。崇祯坚持要他回答。他就扯旧事。崇祯让韩一良点出人名。本来是想如他所请的那样严加惩处。而韩一良最后竟推说风闻有人要送。惹得皇上老大不高兴。拉着脸对大学士刘鸿训说：都御史（监察部部长）的乌纱帽难道可以轻授吗？崇祯训斥韩一良前后矛盾。撤了他的职。（参见《明史》卷二百五十八。毛羽健列传附韩一良）

　　韩一良宁可叫皇帝撤掉自己的官职。断送了当大臣的前程。甚至顶着皇帝发怒将他治罪的风险。硬是不肯告发那些向他送礼行贿的人。他背后必定有强大的支撑力量。这是一种什么力量？难道只是怕得罪人？给事中就好像现在的检察官。检举起诉和得罪人乃是他的本职工作。也是他获得声望的源泉。怕得罪人这种解释的力度不够。

　　细读韩一良的上疏。我们会发现一个矛盾。韩一良通篇都在证明爱钱有理。证明官员们不可能不爱钱。也不得不爱钱。韩一良说得对。明朝官员的正式薪俸确实不够花。而他开出药方。却是严惩谋求俸禄外收入者。这恐怕就不那么对症下药。

　　明朝官员的正式工资是历史上最低的。省级的最高领导。每年的名义工资是576石大米。折成现在的人民币。月工资大概是11780元。（2）正司局级每年的名义工资是192石大米。月薪大概相当于3930元人民币。七品知县。每年的名义工资是90石大米。合月薪1840元人民币。韩一良这位股级或副科级干部。每年的名义工资是66石大米。折合人民币月薪1350元。（参见《明史》卷七十二：职官志）

　　我反复强调“名义工资”这个词。是因为官员们实际从朝廷领到的工资并没有这么多。那时候发的是实物工资。官员领回家的有大米。有布匹。有胡椒和苏木。还有银子和钞票。不管领什么。一切都要折成大米。于是这个折算率就成了大问题。《典故纪闻》第十五卷曾经详细描述成化十六年（1481年）户部（财政部）是如何将布折成大米的。朝廷硬把市价三四钱银子的一匹粗布。折成了30石大米。而30石大米在市场上值多少钱？至少值20两银子！假如按照这种折算率。完全以布匹当工资。县太爷每年只能领三匹粗布。在市场上只能换一两银子。买不下二石（将近200公斤）大米。这就是说。朝廷几十倍上百倍地克扣了官员的工资。至于明朝那贬值数百倍、强迫官员接受的纸币。就更不用提了。

　　总之。明朝的县太爷每个月实际领到的薪俸。其实际价值不过1130元人民币。

　　请设身处地替县太爷们想一想。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每家的人口至少有五六个。多的十来个。那时候也没有妇女解放运动。没有双职工。平均起来一家六七口人全指望这位县太爷每个月1130块钱的工资。人均170多块钱的生活费。这位县太爷的日子并不比如今的下岗工人宽裕多少。更准确地说。这位县太爷与如今最贫穷的农民阶级生活在同一水平线上。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前一年。1997年。中国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是2090多元。

　　还有一点很要命的地方。就是没有社会福利。公费医疗不必说了。在成化十五年（1480年）之前。竟连退休金也不给。成化十五年户部尚书杨鼎退休。皇帝特地加恩。每个月仍给米二石。这二石大米。价值不过500元人民币。就算是开了大臣退休给米的先例。户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部长。退休金才给500元。其他人可想而知。（参见《典故纪闻》第十五卷）

　　如果看看当时著名清官的生活和家庭财产。可能会对明朝官员的实际收入产生更悲观的估计。

海瑞（1514年1月22日－1587年11月13日）。字汝贤。号刚峰。海南琼山（今海口市）人。明朝著名清官

　　海瑞是一个肯定不贪污不受贿。也不接受任何“灰色收入”的清官。这位清官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穷得要靠自己种菜自给。当然更舍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二斤肉。这条消息居然传到了总督胡宗惠耳朵里。第二天。总督发布新闻说：“昨天听说海县长给老母过生日。买了二斤肉！”（参见《明史》卷二百二十六。海瑞列传）

　　海瑞最后当到了吏部侍郎。这个官相当于现在的中组部副部长。这位副部长去世之后。连丧葬费都凑不齐。监察部的部长助理王用汲去看。只见布衣陋室。葛帷（用葛藤的皮织的布。比麻布差）还是破的。感动得直流眼泪。便凑钱为他下葬。当时有一个叫朱良的人去海瑞家看。回来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四句可以作为海瑞很穷的旁证：“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

　　这就是辛勤节俭了一生的清廉正直的官员应得的下场么？

　　海瑞是明朝晚期嘉靖和万历年间的清官。比他再早一百年。在明朝中期的成化年间。有个叫纮的清官。纮为人刚毅。勇于除害。从来不为自己顾虑什么。士大夫不管认识不认识。都称其为伟人。正因为他清廉。坚持原则。分外之物一文不取。便闹得妻子儿女“菜羹麦饭常不饱”。家里人跟着他饿肚子。

　　成化十三年。纮巡抚山西。发现镇国将军奇涧有问题。便向皇帝揭发检举。奇涧的父亲庆成王为儿子上奏辩护。同时诬陷纮。皇帝当然更重视亲王的意见。就将纮逮捕。下狱审查。结果什么罪也没审出来。宦官尚亨奉命去抄家。抄出来的只有几件破衣裳。宦官报告了皇帝。皇帝叹道：他竟然能穷到这种地步？于是下令放人。（参见《明史》列传六十六）

　　这二位清官的家境。大概足以证明正式工资不够花了。

　　请留意。比起普通官员来。清官们还少了一项大开销：他们不行贿送礼。不巴结上司。不拉关系走后门。韩一良说的那数千两银子的费用——打点上司、招待往来的客人、晋级考核和上京朝觐等。就算是2000两银子。即20万至80万人民币的花销。大都可以免掉了。譬如海瑞上京朝觐。不过用了48两银子。由于他们真穷。真没有什么把柄。也真敢翻脸不认人地揭发检举。而且名声又大。免掉也就免掉了。一般人也不冒险敲诈他们。但是腰杆子没那么硬的小官。不仅会被敲诈。还会被勒索——当真用绳子勒起来索。为了证明这类开支是刚性的。决非可有可无。我再讲一个故事。

　　海瑞在淳安当知县的时候。总督胡宗宪的公子路过淳安。驿吏招待是不够意思。驿吏相当于现在的县招待所所长兼邮电局局长。而总督是省部级的大干部。我猜想。这也不能怪驿吏不识抬举。肯定是被海瑞逼的。海瑞到了淳安。锐意改革。整顿干部作风。禁止乱收费。把下边的小官收拾得战战兢兢。想好好招待也未必拿得出像样的东西来。胡公子受到冷落便生了气。叫人把驿吏捆了。头朝下吊了起来——这就是节省开支的下场。

　　海瑞接到报告。说：过去胡总督有过指示。要求自己的人外出不许铺张招待。今天这位胡公子行李如此多。必定是假冒的。于是将胡公子扣押。从他的行囊里搜出了数千两银子。一并没收入库。这数千两银子。也像前边一样算作2000两吧。根据贵金属价格和购买力平价的不同算法。其价值在20万至80万人民币之间。公子出行一趟。收入如此之多。想必胃口大开。期望值也被培养得很坚挺。到了穷馊馊的淳安。诸事都不顺心。理所当然要发发脾气。不幸的是。他碰上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海青天。海瑞扣押了胡公子。没收了他的银子。再派人报告胡总督。说有人冒充他的公子。请示如何发落。弄得胡宗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不过。此事供说笑则可。供效法则不可。试想。天下有几个海瑞。如果不是海瑞在后边豁出命顶着。那位驿吏会有怎样的下场？痛定思痛。他又该如何总结经验教训?

　　驿吏属于胥吏阶层。比入流的有品级的正式“干部”低。相当于“干部职工”中的职工。这些人更穷一些。平均工资大约只有干部的十分之一。大概每个月一石米。价值不过250元人民币。但在人数上。职工自然比干部多得多。

　　比胥吏的级别更低。人数更多的。是胥吏领导下的衙役。这是一些不能“转正”的勤杂人员。譬如钟鼓夫。譬如三班衙役。明朝的地方政府使用勤杂人员。最初都靠征发当地老百姓无偿服役。既然是无偿服役。衙役就不算政府的工作人员。政府也不发工资。只给一点伙食补贴。叫做工食银。这些钱。用清朝人传维麟的话说。“每日不过三二分。仅供夫妇一餐之用”。他问道：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饿得慌。这数十万人肯空着肚子瘦骨伶仃地站在公堂之侧。为国家效劳么？（参见《皇清经世文编》卷二十四）

　　无论哪朝哪代。人的一生必定要做平一个等式；一生总收入等于一生总开支。节余的是遗产。亏损的为债务。官员们要努力把这个等式做平。最好还要做出节余来恩泽子孙。而明朝规定的工资注定了他们很难做平。韩一良说了。工资就那么一点。我们也算了。县大爷的月薪是1130元人民币。这样一年也不足l.4万。十年不吃不喝也攒不够14万。而孝敬上司、送往迎来、拉关系和考满朝觐这三项。就要花费20万至80万。韩一良没有说这笔巨款是几年的开销。孝敬上司和送往迎来是年年不断的。外地官员上京朝觐是三年一次。考满则需要九年的时间。即使按照最有利于开销者的标准估计。九年花20万。这个大窟窿需要县太爷全家十四五年不吃不喝不穿不用才能填平。我还没有计算养老和防病所必须的积蓄。

　　相差如此悬殊的人生不等式。怎能做得平？勉强去做。当然不能保证相对体面的生活。不能让老婆孩子不数叨。不能留下像样的遗产。弄不好还有头朝下被领导吊起来的危险。另外。在开支方面还有一个比较的问题。人总会留意自己的相对地位的。都有“不比别人差”的好胜心。而县太爷每年的那些收入。并不比自耕农强出多少。手握重权的社会精英们。能心甘情愿地与自耕农比肩么？

　　考虑到上述的收支平衡问题。崇祯向韩一良追问500两银子的来历。便显得很不通情理。这位在深宫里长大的皇上毕竟年轻。在逻辑上。他首先要做的不是处罚送银子的官员。而是计算整个生命周期的账目。把显然做不平的预算摆平。然后再号召文官不爱钱。当然。明末财政危机。官吏的人数又多到了养活不起的地步。要求大幅度增加工资。纯粹是痴人说梦。但这属于另外一个问题。并不能因此说。造成官员收支的巨大缺口是合理的政策。这种政策就好比牧人养狗。每天只给硕大的牧羊犬喝两碗稀粥。用这种不给吃饱饭的办法养狗。早晚要把牧羊犬养成野狗。养成披着狗皮的狼。

　　现在似乎可以理解支撑韩一良对抗皇上的力量了。这是现实和理性的力量。整个官吏集团已经把俸禄外的收入列入了每年每月的生活预算。列入了十年八年甚至整个生命周期的预算。没有俸禄外收入的生活和晋升是不可想象的。韩一良没有力量与现实的规矩对抗。他也没有打算对抗。并不情愿当这样的清官。作为最高层的监察官员。韩一良公开向皇上说明。朝廷的正式规矩是无法遵行的。他也把灰色收入视为理所当然。视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明确信号：在皇上身边的心腹眼中。俸禄外收入已经在事实上获得了合法地位。以不同的名目。按不同的数量收受财物。已经成为未必明说但又真正管用的潜规则。这就意味着清官从上到下全面消失。与此同时。正式的俸禄制度则成了名存实亡的制度。这套正式制度也确实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它就像善于将老百姓逼上梁山一样善于逼官为盗。

　　总之。从经济方面考虑。清官是很难当的。那时的正式制度惩罚清官。淘汰清官。硬要当清官的人。在经济上必定是一个失败者。当然。这里算的都是经济账。没有重视道德操守。道德操守是官僚集团自始至终卖力挥舞的一面大旗。它翻滚得如此夺目。根本就不容你不重视。我完全承认。道德的力量是有效的。海瑞的刚直不阿可以为证。但道德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海瑞的罕见和盛名也可以为证。

　　　　注：

　　（1）国际市场上的白银价格波幅很宽。低可以到每盎司5美元。高可以到每盎司50美元。这里以每盎司8美元计算。1盎司为28克多一点。明朝的1两。大约相当于现在的37克多一点。银子的购买力。在明朝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波动很大。有1两银子买7石大米的时候。也有1石大米卖1两6钱银子的时候。崇祯年间的米价普遍较高。整个明代平均起来。每石粳米似乎在0.7两上下。

　　（2）明朝的1石。大约相当于现在1.073石。即107公升。我不知道俸禄米一般是稻谷还是加工好的大米。不知道是粳米还是糙米。还不清楚应该用现在大米的收购价、批发价还是零售价。京官领到的俸禄经常是加工好的大米。当时叫做白粮。根据加工好的白米每石l60斤。明朝的1斤为590克的说法。l石白米为94.4公斤。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北京每公斤粳米的零售价在2.6元人民币左右。本文的计算就是根据这些一概从优的假设。

　　（3）实际上。当时每月只发给1石大米。每年发12石。这叫本色。上上下下都是这么点。其余部分要折银、折钞、折布发放。这叫折色。按照常规。这位正七品的县太爷每年实际领到手的是12石大米。27.49两银子。360贯钞。（参见万历《明会典》卷三十九）这360贯钞。名义上顶了36石大米（10贯钞折俸1石）。但是较起真来。由于钞法不行。货币严重贬值。这笔钱在市场上未必能买到4石大米。这样计算起来。明朝知县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130元人民币。按照明朝的规矩。官越大。折色所占的比重越大。吃亏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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