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哪家提出的？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哪些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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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儒家的观点吗。儒家又是如何看待君臣关系呢？

“忠”与“孝”是儒家的两个重要概念。包含于我们常说的“八端”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中。对于这两个概念。我们自以为熟知。几乎不假思索地认为“忠”便是忠诚。即无条件的忠诚于君主；“孝”便是孝顺。即无条件的服从父母。

但熟知非真知。究其原因。是由于我们蔽于流而不知源。后世小说家常说：“君叫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这两句话在市井中传播甚广。以至于有人认为这便是儒家的主张。其实并非如此。儒家恰恰是反对愚忠、愚孝的。我们无论是溯源于先秦还是后世儒学。都可证明这一点。

先秦时期。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在政治上提出“德治”的主张。他认为臣子对于君主并不是一种人身依附的关系。而是一种对等的关系。他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臣子忠于君主才是必要的。因为这符合孔子“君君、臣臣”的原则。孔子一生周游列国。以求见用于当道便是为了寻求明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不是一味的愚忠于自己本国的君主。近年来出土的郭店楚简有一篇叫作《鲁穆公问子思》。鲁穆公问道：“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答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这便是说明一个臣子的本分不在于阿谀奉承。而是能够犯颜直谏。指出君主的错误和过失。只有如此。方是真正的忠臣。

到了孟子那里。则提出了“仁政”说。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个只有以民众利益为重的君主才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否则就应该推翻他。正如“汤放桀。武王伐纣”一样。这是吊民伐罪之举。具有天道之合理性。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后来的荀子也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认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即认为儒家的王道理想高于现实的政治。应该以王道理想为依据。而不是一味的逢迎君主。

以上便是儒家关于“忠”的主张。我们在儒家经典中也可以看出先秦时期还未出现绝对的尊君观念。

所谓的“忠”除了强调合乎道义的忠君外。最重要的还是强调对于朋友的“忠”。如《论语》中。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此外。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孝悌不仅优先于忠信。而且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更是多于“忠信”。可见在孔子那里。“孝悌”的价值是高于“忠信”的。

儒学发展到汉代。在汉武帝时出现“独尊儒术。表彰六经”的状况。儒学获得了官方认可的正统地位。此时虽然已经由周代的封建制变为郡县制。但宗法制的传统还存在。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这便是我们常说的“家国同构”。基于此。统治者意识到。用于处理家庭、宗族内部伦理关系的“孝”是可以被扩充到社会上的。这便是《礼记》所讲的“资于事父而事君则敬同”。因此。《孝经》在汉代极为重视。不仅将“举孝廉”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一种重要方式；皇帝的谥号中还含有“孝”字。如汉孝文帝、汉孝武帝等。这便说明了统治者对于“孝”的重视。

《孝经·开宗明义》便说：“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将“孝”伦理政治化。将其视为国家实行政教的根本。又说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里便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

在《孝经·事君章》也说道：“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这里的“将顺其美。匡救其恶”便是强调对国君正确有益的政令要积极的奉行。以使其德政能够顺利实行；但同时也强调对于国君的过错和失误要及时加以纠正和补救。以使其恶政暴行能够受到制止。

在《孝经》中最为精彩的便是《谏诤章》。曾子问道：“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孔子则明确对之加以否定。孔子认为：“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诤于父。臣不可以不诤于君。故当不义则诤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什么是谏诤？刘向在《说苑·臣术》中说：“有能谏言于君。用则留之。不用则去之。谓之谏；用则可生。不用则死。谓之诤。”由此我们可见一个真正的忠臣孝子不是一味的“顺”。有时该“逆”的时候还得“逆”。不要一味的无条件的愚忠愚孝。因为父母、君主总有糊涂的时候。如果不加以及时的阻止他们。就会让他们犯下更大的过错。如果是这样。便会毁坏他们的名节。可是后来的腐儒、小说家呢。严重的曲解了儒家的本意。提出“君叫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的极端言论。这也不得不让我们唏嘘“经是好经。可惜让歪嘴的和尚念歪了”。

但是。翻开历史。我们发现历史上虽然有很多愚忠愚孝的行为。但也不乏敢于犯谏直谏者。如唐代的魏征。明代的海瑞。他们敢于逆龙鳞。勇于指出皇帝的过失。不仅体现了一个臣子的赤胆忠心。也让人们明白了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忠”。

通过以上说明。我们更加明白无误的了解到儒家不仅反对愚忠愚孝。还提倡诤子和诤臣。

所谓的忠一方面是指君王的行为符合道义时。要积极的奉行；另一方面则是指君王的行为不合道义时。应该及时谏诤。以使其免于错误和过失。所谓的孝也是一方面指父母的行为合道义时。应该积极的顺承他们。反之则要做诤子。以及时匡正他们的过失。维护他们的声誉。

文：甪里先生

参考文献：《说苑·臣术》《孝经》《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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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观点：

法家提倡尚奸。即选拔重用奸恶之人。商鞅谓之：以善民治奸民。国削至乱。以奸民治善民。国治至强。

何为奸恶之人？

汉武帝时法家酷吏张汤、杜周、江充。罗织罪名。制造冤狱。屠戮皇族和群臣。唐代法家酷吏周兴、来俊臣同样罗织罪名。制造冤狱。屠戮皇族和群臣。

再说法家的人性本恶论。韩非子认为。群臣皆有阳虎之心。随时准备谋反。国君立太子后。太子和母亲便希望国君早死。

韩非子又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之。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韩非子甚至提出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主张——主而诛臣。焉有过！

法家的人性本恶论。为法家的三纲理论。以及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邪恶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

儒家主张的不是性善论。而是性相近论。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即人之本性是大致相同的。孔子并没有给人性之善恶下定论。而是给了后世留下了足够的探讨空间。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荀子认为。人性本恶。若没有良好的教养任其发展。其结果是道德沦丧。社会混乱。

荀孟二子虽然对人性善恶的观点不同。但其向善方法一致。孟子主张通过教化。挖掘和培养善的萌芽；荀子则主张通过教化。使人性之恶向善转变。而在百家诸子中。最重视教育的。便是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的孔子。这场人性善恶之辩最终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皆是精华。是教人去恶从善。 韩非认为人性之恶是无法改变的。其目的是为法家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主张。提供理论依据。

总之。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都是100%的精华。而韩非子的性恶论。是教君主作恶害人。是100％的糟粕。

其他观点：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是一句多么无耐的话。君王手握生杀大权。一时发怒。不论对错波及大臣。臣反抗有用吗？只会激怒君王。闹不好满门抄斩。只好听天由命。

君君臣臣是说君有君样。君尽君责。那么臣有臣样。臣尽臣责。明君对贤臣。君视臣以礼。臣视君以忠。反之暴君。昏君则为君不君。则臣亦不臣。没有必要为昏君尽忠。孔子离开鲁国。不是一直在寻找明君吗？虽未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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