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述而》中讲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如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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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其实是孔子对利与义的关系的精彩论述。作为《论语》中的名句。这句话和它承载的厚重思想。具有穿透时空的力量。千百年来一直警醒着后人。其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儒家本身。

孔子的粗茶淡饭、枕肱自乐的行为。并非过程。而是选择之后的结果。但并非唯一的选择。儒家思想并不拒绝“利”。孔子也说过“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可见他的教育是有偿的；还说过“富贵如可得,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可见孔子是不拒绝富贵。即利的。

老夫子并非高高在上的泥塑木雕。而是生活在烟火人间的真实的人。孔子和孔子之徒。也同样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点和以后自视清高、口不言钱的伪君子。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理解之二：义以为质——义不可无

但孔子的理性在于。他的需求是有原则、有层级的。在可以充当底层劳动者。即“执鞭之士”而追求富贵的同时。仍清醒地认识到“见利思义,见得思义”。把义作为顶级的追求和圭臬。合之则得。不合之则弃。义从来不是晋身干禄之阶。而是内心深处崇高的向往与固执的坚守。

理解之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利义权衡

当利和义发生冲突的时候。孔子的答案直接而简单。“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不知道老夫子是否在此幽了一默？浮云者。可望而不可及。并非不想。而是不能。固有的道德准则与诉求使他自然而然地趋义而远利。但在清苦生活的同时。乐于心灵满足、道德无损的同时。仍然如仰望浮云一般。对利有所遐想的同时。仍会清醒地认识到。不义而富且贵。便如天上浮云。何有于我哉？

后世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舍生取义”的更高级诉求。在根本上不违孔子的原意。一个是利如浮云。一个是生亦我所欲也。归根到底。是理智战胜欲望的过程。即便这个欲望是生命、是美好生活、是心中割舍不掉的思念。

对此应当如何决断？孔夫子不惜采用最简单的“非此即彼”论调。其实以孔子之智慧、之眼界。不可能不知道天下并非只有君子与小人。但在利义纠缠之下。生死一念之间。长期坚持的操守面临挑战之时。一念之差。天堂地狱。不为君子。即为小人。

后世儒生。常常讲“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其实他们说的只是结果。而忽略了孔孟二人在利与义之间权衡计算的过程。人皆有欲望。可是当欲望与自己的精神追求与道德判断产生龃龉之时。每个人都有机会成圣贤、成英雄、成凡夫俗子、成卑鄙小人。虽然这句话流传久远。可在后世人们的心中。圣贤英雄。永远都是少数。很多时候。并非是我们没有选择权。而是我们放弃了选择。

其他观点：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这是平民百姓普通人家正常的生活。粗茶淡饭。平平淡淡才是真。忱膊睡个安稳觉。平平安安才是福。根据自身能力和家庭条件。过着平凡而实在的生活。不与别人攀比。过好自己的每一天。至关重要。

乐亦在其中矣。不为贫困而忧虑。反倒虽苦犹甜。乐在其中。既是儒家的安贫乐道。也是道家的清静无为。同时符合佛家的励志苦修。只要做到尽其努力。人尽其才。能过怎样的生活。顺其自然。不可勉强。这是注重内心的纯洁与快乐。这种快乐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人生在世义字当先。利益固然重要。但必须见利思义。要考虑所得到的利益是否取之有道。通过勤劳致富。心安理得。通过正当经营合法赚取。问心无愧。

不义之财令人心里恐慌。提心吊胆。自私自利得来的富贵。只是稍纵即逝。虚无漂缈。过眼云烟。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多行不义必自毙。

其他观点：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是后世文人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其实反映的是孔子的“义利观”。

孔子：君子固穷与义利并存

首先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代的思想中。“利”并不仅仅指金钱财物。更是指人生处境。凡是好的一面都可以说是“利”。而“义”也不仅仅指道德。而是指“大义”、“道义”。

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仔细分析的话就会知道。这句话前后是递进关系。即前半部分是铺垫。后半部分才是主旨。

而这样的生活状态里。就是“君子固穷”的表现。

君子因为不会曲意逢迎。也不会结党谋利。所以在生活中处处碰壁就是常态。这是一贯如此的现象。所以就会出现“安贫乐道”的心态。也是君子自我修养的一种体现。

“穷”。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贫苦。还有精神上的困顿。

而与“贫困”对比的就是“富贵”。所以才引出了后半部分。不是通过正当手段而获取的“富贵”。君子不取。

这句话其实包含两重含义。一个是字面意思。富贵的获得需要有合乎道义的途径。而第二重含义也在这句话中。需要反过来思考。

这样的观点在《论语·述而》中有佐证：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是说。如果“富贵”。或者说利益的获得渠道是合乎道义的。即使身份不高。“执鞭之士”多指随从、差役。那么也没有什么好羞愧的。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孔子的思想里。“义”是第一位。而“利”是要后于“义”的。

但是他并不否认“义”、“利”可以并存。可以同时得到。

孟子：何必曰利与舍身取义

孟子是对孔子儒家思想进行的第一次大改动。让这种尤为关注道德、教化的学说拥有了政治实践的可能性。

其中包括将“仁”发展为“仁政”等。而“义利观”的变动也是其中之一。

不同于孔子的“义利”并存。孟子将“义”与“立”对立起来。取其一。必舍其一。

孟子去见梁惠王。梁惠王问他：

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回答道：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在之后还引申出来各种情况。王说“何以利吾国”。贵族就会说“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就会说“何以利吾身”。

这是孟子的“义利”观念。后世经常推崇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由此而来。

从中可以看到。孟子的“义利”观实际上是针对上层社会来说的。只要使得上层社会将“义”放在第一位。而不考虑个人之“利”。那么在风行草偃、上行下效的社会状态里。整个国家都会形成“重道义”的品质。

这种“义利观”实际上和孔子的想法殊途同归。都是在强调“义”的重要性。

只不过孔子所针对的人不仅仅有上层社会。还有普通人。“执鞭之士”等等地位不高的行业同样可以有自己的“义”。自然也可以追求“利”。

从实际来看。孔子的“义利观”虽然可以解读成“有所为。有所不为”。但这个标准是模糊的。缺少可行性。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当时作为一个座右铭。或者作为一个口号来说还可以起到激励的作用。但因为标准的模糊性。“义”与“不义”的界限并不分明。所以需要被改善。

孟子将“不义”和“利”联系起来。为“义”这一追求设立了一个明确的对立目标。虽然偏激了一些。但总体来说还是积极意义更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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